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模式研究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model of healthy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s in plateau lake basins in Yunnan
胡春宏馬巍趙紹熙楊智毛宗波
(1.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100038,北京;2.云南省水利水電勘測設計研究院,650021,昆明)
摘要:受氣候條件、人類活動及發展需求等因素影響,云南高原湖泊流域正面臨水資源短缺、水環境改善難度大、水生態修復進展緩慢的復合型困局,傳統以末端治理為主導的治湖模式已難以應對。本研究以健康水循環理念為核心,總結30多年的高原湖泊治理實踐,提出水源涵養-過程循環-末端攔截與凈化-系統評價“四位一體”的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模式。該模式是對當前高原湖泊流域治理實踐的一次理論化嘗試,其核心意義在于推動湖泊治理范式從“治水”到“治循環”,其核心突破在于三重轉變:從就水治水轉向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三水統籌”,從工程主導轉向“灰綠結合”,從單一指標轉向多維系統評價。研究進一步提出“源頭—過程—末端—系統”的全鏈條框架,強調社會水循環與自然水循環的協同調控。云南高原湖泊的治理經驗表明,構建健康水循環體系的關鍵不僅在于技術集成,更需要通過制度創新激活“人水和諧”的系統重構,這一認識對同類生態脆弱區的流域治理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鍵詞:健康水循環;高原湖泊;流域治理;三水統籌;體系構建;云南
作者簡介:胡春宏,中國工程院院士,主要從事泥沙運動規律和江河治理研究。
通信作者:馬巍,正高級工程師,主要從事流域水生態環境模擬與調控研究。E-mail:79658466@qq.com
基金項目:中國工程院院地合作重大項目(2025-DFZD-33);云南水利水電職業學院重點實驗室開放基金(2026YSZSYS009)。
DOI:10.3969/j.issn.1000-1123.2026.12.001
引言
云南高原湖泊是指分布于云貴高原上海拔1000m以上的斷陷湖泊,以滇池、洱海、撫仙湖、程海、瀘沽湖、杞麓湖、星云湖、陽宗海和異龍湖等九大高原湖泊(以下簡稱九湖)為代表。這些湖泊分布在23.67°N—27.71°N、100.18°E—103.00°E之間,其流域以占云南省2.05%的土地面積承載了全省14.3%的人口和25.3%的GDP,不僅是全省人口最密集、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區域,也是我國西南生態安全屏障的關鍵節點,維系西南乃至國家水安全、生物多樣性安全的戰略支點,更是西南生態安全屏障上易受損卻至關重要的“承重墻”,其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根基。然而,近數十年來,在氣候變化與高強度人類活動的雙重脅迫下,云南淺水型高原湖泊普遍面臨著水環境質量變差、藍藻水華現象頻發、水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挑戰。
云南九湖地理位置分布示意
面對這一困局,云南省持續推進湖泊保護治理,從“十二五”時期的控源截污到“十三五”時期的生態修復,再到“十四五”時期的“湖泊革命”,治理力度不斷加大。2023—2025年,中國工程院陸續啟動了院地合作項目“云南深水型高原湖泊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戰略研究”“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與水質保護戰略研究”,標志著九湖流域治理思路從單一水質目標向流域健康水循環系統構建的范式躍遷。這一轉變的核心命題在于:如何突破“邊治理邊污染”的循環,構建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健康水循環體系。本文在梳理健康水循環理論內涵的基礎上,系統分析云南高原湖泊水循環面臨的結構性困境,進而提煉當前治理實踐中蘊含的“四位一體”構建模式,以期為高原湖泊保護治理及同類生態脆弱區的流域治理提供理論支撐。
健康水循環概念及高原湖泊特殊性
1.概念溯源與內涵界定
“健康水循環”概念源于流域生態學與水文學的交叉地帶。傳統水循環研究關注降水—徑流—蒸發的物理過程,而健康水循環則引入“健康”這一規范性維度,強調水循環過程應具備完整性、穩定性和恢復力,能夠持續供給生態服務功能。
河湖健康的定義為:河湖自然生態系統狀況良好,對一定的自然和人類活動干擾具有自我恢復能力,能維持系統各組成之間動態平衡,并能持續為人類社會提供合理服務的狀態。近年來的研究趨向于將自然水循環與社會水循環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強調“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的協同治理。
本文所界定的“流域健康水循環”,是指在流域的整體視角下,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通過水資源的節約集約保護、高效循環利用,盡量避免對自然水循環造成不必要的干擾和破壞,促使流域內自然水文過程與社會用水過程形成良性互動,維系水量平衡、水質達標、水生態完整的自然生態平衡狀態。這一界定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水循環過程的物理完整性,即水資源在數量上滿足生態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二是化學完整性,即水體環境質量滿足功能性水質要求;三是生物完整性,即保持水生態系統結構穩定與功能健康。
2.高原湖泊流域水循環的特殊性
云南高原湖泊的水循環特征與平原湖泊存在顯著差異,這決定了其健康水循環構建不能照搬平原湖泊模式。
首先,水源補給高度依賴本流域。九湖流域分別地處長江、珠江、瀾滄江等水系二三級支流的源頭區,水源補給高度依賴總集水面積僅為8110km2的流域徑流區。高原湖泊多為斷陷成因的封閉與半封閉湖盆,集水面積有限,湖水更新周期超長。如程海自1515年至今無出流,水位持續下降,2020年程海應急補水工程實施后才有效遏制其水位下降趨勢;撫仙湖理論換水周期長達167年,意味著其一旦遭受污染,恢復將極為困難。這種水文特征要求治理策略必須從全流域尺度系統統籌考慮。
其次,水資源稟賦先天不足。九湖流域面積(8110km2)小,多年平均年水資源量(17.14億m3)十分有限,天然徑流量少;同時湖泊面積(1045km2)占流域面積比重大(12.89%),遠大于太湖(6.34%)、巢湖(5.78%)及洞庭湖(1.00%)等國內其他湖泊,且湖面年蒸發量(1547mm)遠大于年降雨量(953mm),湖面占比大和強烈光照(年日照時數2130~2600h)共同導致湖面蒸發成為流域水資源損耗的主要途徑,如撫仙湖湖面蒸發水量損失占流域水量總損耗的82%。加之九湖流域多屬喀斯特地貌,地表水滲漏嚴重,水資源利用效率偏低。與此同時,流域內人口密集,大水大肥的蔬菜種植業高度發達,促使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再次,湖泊生態系統敏感脆弱。高原湖泊海拔高(平均海拔超1800m)、水溫低,水生生物生長周期長,食物網結構簡單,抗干擾能力弱。九湖流域先天水文的脆弱性(小流域涵養大水體)、水質富營養化高風險(強烈的光照與高蒸發量加劇了水體污染物濃縮)、氣候響應的敏感性(全球變暖放大了湖泊的蒸發濃縮效應)、生態系統低韌性(換水周期長,自凈能力弱)、保護與發展矛盾日益突出等問題相互交織,構成了保護治理的復雜圖景。
這些特征都意味著,高原湖泊保護與治理不能就湖論湖、就水治水,亟需從流域水循環的整體健康入手,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的系統觀念,兼顧“三水(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統籌”,協調流域“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統籌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云南高原湖泊流域水循環的現實困境
云南九湖流域地處我國重要江河二三級支流的源頭區,具有流域面積小、天然徑流量少、河流源短流少且季節性斷流等特點,導致流域水資源短缺、湖泊生態水位保障難、面源污染治理難、綠色轉型滯后、湖泊保護與區域發展矛盾突出等共性挑戰。當前,九湖流域水循環體系建設面臨的現實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水資源短缺與配置失衡
云南高原湖泊地處流域分水嶺地帶,普遍存在資源性缺水與工程性缺水并存的矛盾。一方面,流域內降水時空分布不均,干濕季節分明,5—10月降水量約占全年的80%以上,65%~80%的徑流量集中在雨季,枯季來水嚴重不足,形成“雨季洪水泛濫、旱季斷流干涸”的現象;另一方面,受斷陷盆地“山—壩—湖”地形控制,入湖河流普遍呈現“源短流急、梳狀分布”的形態,地形高差大,匯流時間短,洪水過程線尖瘦,水資源調蓄難度大且能力有限,加之流域內已建水利工程多為中小型水庫,多側重于城市供水,生態用水保障程度極低。
以滇池為例,為緩解城市快速擴張帶來的水資源嚴重短缺并嚴重擠占河湖生態用水問題,2013年昆明市完成了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并順利通水,年均補湖水量約5.66億m3。這一跨流域調水雖然有效增加了滇池水量交換,實現了清污分流的階段性健康水循環目標,但受水源條件不確定性、城市發展生活用水需求增加、草海外海補水分配等因素影響,產生了補湖水量持續減少、草海補給水量過多、外海水質改善緩慢等新問題。程海流域則通過污水站尾水回用灌溉提升水資源循環利用效率,但整體上流域層面的水資源優化配置格局尚未形成。受湖泊水質管控目標所限,杞麓湖流域將初期雨水及農田退水通過調蓄帶及隧洞排入庫南河,加劇湖泊水資源短缺與湖泊封閉化演替。
2.水環境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過去30多年來,九湖保護治理經歷了以滇池為主、聚焦點源,到九湖協同、點面源綜合治理的艱難歷程,治湖理念實現了從就湖論湖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從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的系統性轉變。過去10余年,高原湖泊治理投入巨大,但部分湖泊水質改善緩慢甚至出現反復。如異龍湖、杞麓湖水質長期處于劣Ⅴ類,直至2025年才實現脫劣;又如滇池外海在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2013年通水后,2016年水質成功脫劣,2018年成功達到了Ⅳ類,2019—2024年期間均停留在Ⅴ類,2025年達到Ⅳ類。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治理模式的碎片化。
30年來云南九湖保護治理歷程
一是“重末端輕源頭”。大量資金投向環湖截污、底泥疏浚等末端治理工程,但流域上游的水土流失、農業面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源涵養區生態修復未得到有效重視。程海流域的經驗表明,即便沿湖村落污水收集率達到96%以上,農業面源污染仍是影響湖體水質的關鍵變量。
二是“重工程輕管理”。污水處理設施建而不用、用而低效的現象并不鮮見。部分流域污水管網不配套,收集系統與處理能力不匹配,導致設施效益無法充分發揮。九湖流域中部分村落污水處理設施建成后因缺乏專業運維、電費無著落等原因長期閑置。這集中反映了農村污水設施“有人建、沒人管”的普遍困境。再如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以接近一半的牛欄江來水補給水面面積不足滇池3%、蓄水量僅占滇池1%的草海,大幅度弱化牛欄江—滇池補水工程改善滇池外海水生態環境的綜合效益。
三是“重湖體輕流域”。不少治理措施聚焦于湖體本身的藍藻打撈、生態修復,卻忽視了流域產匯流區的水循環過程調控,以及湖泊作為一個生命體需要必要的進出水量來促進并加快湖泊的新陳代謝功能等。如滇池流域,雖然湖體治理力度持續加大,但流域內城市化進程中不透水面擴張對產匯流過程的影響尚未得到系統應對。又如洱海、撫仙湖、杞麓湖、異龍湖等高原湖泊均存在低污染外排、湖泊生態水位難以維持或通過閘門控制縮小年內水位變幅、湖泊封閉化演替、水生植被恢復難等諸多問題。
3.水生態退化的連鎖效應
水生態退化是水循環失衡的綜合性表征。云南高原湖泊的水生態退化呈現明顯的連鎖效應:被閘門調控縮減的湖泊水位變化幅度影響水生植被分布,水生植被退化削弱湖泊水體自凈能力,自凈能力下降又加劇水質惡化和水體透明度降低,水質惡化進一步壓縮水生動物的生存空間;反之,在流域水資源和入湖水量得到充分保障的條件下,湖泊水位年內變幅加大將為水生植被(含沉水植被)的自然恢復創造條件,并驅動水體自凈能力提升、水質改善、水體透明度增加等,促使湖泊水生態系統向好發展與演替。
可喜的是,近年來的系統治理已初見成效。洱海水生植被面積恢復至33.1km2,滇池水生植物較2014年新增49種,苦草、海菜花等敏感物種重現。撫仙湖水生植被面積較20世紀80年代增長25倍,達到500hm2。這些進展表明,水生態修復的關鍵在于恢復水循環過程與生態過程的耦合關系,而非孤立地植入水草或投放魚苗。
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模式
綜合九湖流域30多年的治理實踐,云南高原湖泊正在形成水源涵養-過程循環-末端攔截與凈化-系統評價“四位一體”的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模式。
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模式
1.水源涵養:筑牢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屏障
水源涵養是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的第一道關口。云南省通過嚴格空間管控,科學劃定九湖“兩線三區”,即湖濱生態紅線、湖泊生態黃線與生態保護核心區、生態保護緩沖區、綠色發展區。九湖流域生態保護核心區面積達165.8km2,是此前九湖一級保護區面積的2.8倍。這一制度設計從空間規劃層面為水源涵養提供了剛性保障。
在具體措施上,各流域實施差異化修復與管控策略,因地制宜實施植被恢復、水源林保護、水土保持、海綿設施建設等。如滇池拆除沿岸違規建筑111.9萬m2,恢復生態湖濱帶14km;洱海拆除沿湖1806棟建(構)筑物,建設環湖生態廊道,流域內退出奶牛養殖10萬余頭。這些舉措有效減少了人為活動對水源涵養功能的擾動。目前,撫仙湖、洱海、滇池等重點湖泊流域森林覆蓋率均超過40%,瀘沽湖流域森林覆蓋率達80%。“三治一改善”(治污水、治農業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水生態)治湖思路進一步將治理鏈條向流域縱深延伸,形成從山頂到湖泊的完整保護鏈條。
2.過程循環:構建“自然-社會”二元水循環協同機制
過程循環是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的關鍵環節,其核心是打通自然水循環與社會水循環之間的梗阻,實現清污分流與低污染水資源高效循環利用。
在農業用水循環方面,云南省水利廳聯合河海大學、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正在編制“云南高原湖泊流域農田排水循環回用系統技術規范”,推動農田退水收集處理和循環利用。撫仙湖流域針對入湖污染負荷占比最大且農田面源污染問題最為突出的北岸片區,實施了集截污、調蓄、水質凈化、水資源回用、清水置換、濕地補水建設于一體的撫仙湖北岸生態調蓄帶工程,2018—2021年期間,總氮(TN)、總磷(TP)入湖負荷量分別減少了245.84t、28.99t,調蓄帶對撫仙湖北岸片區農田面源污染負荷削減率超過81%。程海流域的實踐也頗具代表性,21座污水處理站中有20座尾水被提升至上游用于農業灌溉,形成了區域水資源“取—用—處理—回用”的閉合循環。2024年年底編制完成的《異龍湖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規劃方案》,構建了以異龍湖為紐帶的“多水源統籌、分質供水、循環高效利用、清泉水入湖”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目前正在有序推進,并為2025年異龍湖水質整體脫劣、湖泊水生態系統逐步由藻型濁水態向草型清水態轉變提供了較好的技術支撐。
在城鎮用水循環方面,滇池流域大力推進再生水利用,新建改造中水回用設施,2025年年底實現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農村生活污水收集處理率等關鍵指標全面達標。昆明市將再生水作為城市“第二水源”,用于入湖河流生態補水、城市景觀綠化等領域,有效緩解了優質水資源的供給壓力并保障入湖河流生態環境用水需求。
更為前沿的探索是“藻水共治”模式。滇池、杞麓湖、星云湖、異龍湖等部署了大量的“藻水共治”一體化平臺船,運用石墨烯微濾技術高效分離藻水,達標清水回補入湖(2025年向滇池回補清水達1.3億m3),藻泥經無害化處理后加工為有機肥。這一模式實現了“藻水分離—清水回湖—藻泥成肥”的全流程資源化,是打通水循環與物質循環鏈條的創新實踐。
3.末端攔截與水質凈化:從“水質達標”邁向“生態修復”
末端攔截與水質凈化是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的最后一道防線,水質達標是底線,水生態系統結構穩定與功能恢復延伸才是發展方向。
在污水處理環節,各流域大力推進截污治污基礎設施建設。“十四五”期間,九湖流域實施“三治一改善”項目224個,總投資398.8億元。程海流域的實踐表明,通過“分散收集—片區集中處理—尾水提升回用”的模式,可實現污水收集處理和回用的高度協同。
在末端攔截環節,在源頭減污和過程循環的基礎上,以湖濱濕地為生態屏障,通過末端攔截實現清水入湖,最終完成水生態修復。截至2025年年底,九湖流域已修復退化濕地超過15萬畝(1畝=1/15hm2),完成了從“人進湖退”到“人退湖進”的思路轉變。湖濱濕地在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凈化器”和“調節器”角色。
在生態修復環節,各湖泊因地制宜探索差異化技術路徑。異龍湖制定“水下森林”修復方案,通過重構沉水植物群落提升水體自凈能力,并通過獅子灣小試、異龍湖中試環節分別驗證了基于鎳基石墨烯場效應水體礦化裝置技術和協同超凈化水土共治技術改善湖泊水體生境的良好適用性,為2025年異龍湖水質成功脫劣和水體透明度顯著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撐;杞麓湖推進控源截污與生態廊道建設;洱海強化流域統籌與智慧監測;撫仙湖、瀘沽湖構建起縱深達20m的“水下森林”立體生態屏障,為深水型高原湖泊生態修復提供了典型成功范例。
值得注意的是,九湖生態修復呈現出“以魚養水”與“以漁凈水”協同作用的新思路,滇池金線鲃、撫仙湖鱇浪白魚、洱海大理裂腹魚等土著物種種群數量不斷增加,程海湖中絕跡多年的大眼圓吻鲴已成穩定群落,同時在三峽水庫支流庫灣水體富營養化防治中得到成功應用和實踐。土著魚類的回歸不僅是生物多樣性的指標向好,更意味著食物網結構與物質循環功能的修復。
4.系統評價:以“洱海指數”為代表的多維量化標尺
系統評價是健康水循環構建的“度量衡”,解決的是“如何衡量治理成效”這一基礎性問題。傳統湖泊評價主要依賴理化指標,如高錳酸鹽指數、總磷、總氮等。這類指標雖能反映水質狀況,但難以全面表征湖泊生態系統的整體健康狀況,同時河湖健康評價指標體系無法精準凸顯云南高原湖泊(深水、淺水及深—淺過渡型)差異化的獨特問題。2025年“8·15”全國生態日,由上海交通大學牽頭編制的“洱海指數”綜合評價體系正式發布。這一指數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的系統觀念,兼顧“三水統籌”與“三生空間”協調,圍繞“干凈、清澈、生態、共享”四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其中,“干凈”維度的污水治理和垃圾處置反映陸域外源污染控制效果,“清澈”維度的河流和湖泊水質指標追蹤氮磷營養鹽等關鍵參數,“生態”維度以海菜花等標志性物種評估水生生物完整性,“共享”維度納入供水保障、防洪安全及居民直觀感受。
“洱海指數”的突破性貢獻在于:將評價重心從“水”擴展到“人水關系”,將社會服務功能和公眾感受納入健康評價框架。回顧2015—2025年期間洱海的“洱海指數”變化情況,得分為78~93分,其中2022—2024年評價為“優”,2025年上半年達到92.8分。這一評價工具已具備向其他高原湖泊推廣的潛力,為國內湖泊評價從單一指標向系統綜合指標轉變提供了“洱海經驗”。
健康水循環模式的現實意義與推廣價值
1.從“治水”到“治循環”:范式轉換的深層邏輯
云南高原湖泊健康水循環構建模式的核心意義,在于推動了湖泊治理的深層范式轉換:從“治水”走向“治循環”。傳統“治水”范式暗含一個邏輯預設:湖泊水環境問題是外部污染輸入的結果,治理就是通過工程手段阻斷污染、凈化水體。這一范式的局限在于割裂了流域水循環的整體性,導致治理措施“按下葫蘆浮起瓢”。而“治循環”范式充分認識到,高原湖泊水問題是流域水循環失衡的表征,治理的著力點應從單一環節轉向全過程調控——“減污”“擴容”“增流”“排泄”“循環”,最終建立自然水循環與社會水循環的良性互動。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高原湖泊治理須從“單個因子”保護修復模式轉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保護修復模式。這正是“治循環”范式的實踐表達。
2.技術集成與制度創新的雙輪驅動
云南高原湖泊治理的另一重要啟示在于,健康水循環構建不能僅靠技術集成,還需要制度創新為其提供持續動力。近年來云南高原湖泊保護治理的制度創新在三個維度取得了突破:一是空間管控維度,“兩線三區”劃定和“9+1”法規體系構建了剛性約束框架;二是多元共治維度,省級湖長全部由省委常委擔任,構建黨委巡視巡察、人大監督、河(湖)長制督察、社會監督的完整監督體系;三是科技支撐維度,組建高原湖泊研究院,建立省校合作機制,實行“一湖一科技”的技術支撐。這種“技術+制度”的雙輪驅動模式,打破了“技術決定論”和“制度萬能論”各自的局限。制度為技術應用創造落地條件,技術為制度執行提供科學依據,二者形成相互賦能的良性循環。
3.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主要基于云南高原湖泊的公開資料和治理實踐進行提煉總結,尚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缺乏量化的水循環模擬分析,未能對“健康水循環”的狀態變量和閾值進行精確刻畫;二是對不同類型湖泊的差異化構建路徑關注不足,深水型與淺水型、封閉型與開敞型湖泊的健康水循環構建策略應有區別;三是對氣候變化情景下的健康水循環韌性尚未展開討論。
2025年啟動的“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與水質保護戰略研究”項目由多位院士牽頭,將從戰略層面系統回答健康水循環的構建路徑。與此同時,云南省“十五五”重點高原湖泊保護治理規劃編制為系統謀劃湖泊治理提供了新的窗口期。建議后續研究加強湖泊健康水循環的量化診斷技術研發,探索基于自然的水循環調控方案,并將“洱海指數”的編制經驗推廣至其他高原湖泊,推動形成可比較、可考核、可感知的健康水循環評價標準體系。
結語
經數十年探索,云南高原湖泊治理正經歷從末端治污到構建健康水循環的深層轉型。本文提煉的水源涵養-過程循環-末端攔截與凈化-系統評價“四位一體”模式,是對當前治理實踐的一次理論化嘗試。這一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在認識論上,將健康水循環置于系統治理的中心位置;在方法論上,打通自然水循環與社會水循環的聯結通道;在價值論上,以“洱海指數”為代表的多維評價體系將“人水和諧”確立為評判標尺。
滇池全湖水質連續8年保持Ⅳ類,洱海海菜花大面積重現,撫仙湖“水下森林”不斷延展,異龍湖水體透明度達到歷史最好(超過200cm)——這些正在發生的生態向好跡象,說明走向健康水循環的道路雖然漫長,但方向正確、前景可期。在生態文明建設縱深推進的時代背景下,云南高原湖泊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的經驗,將為更多生態脆弱地區的流域治理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Abstract: Influenced by climatic conditions, human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demands, the plateau lake basins in Yunnan are facing a complex predicament characterized by water resource shortages, difficulties in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significant pressure for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traditional lake governance model dominated by end-of-pipe treatment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a healthy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synthesized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plateau lak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t distilled a four-in-one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a healthy basin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water source conservation, process circulation, end-of-pipe interception and purification, and systematic evaluation. This mode represents a theoretical attempt at the current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plateau lake basins, and its core significance lies in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f lake governance from “water treatment” to “water cycle management”. Its core breakthrough consists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shifting from treating water in isolation to th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ecology; transitioning from engineering-dominated approaches to an integrated combination of gray infrastructure and nature-based solutions; moving from single-indicator assessment to multi-dimensional systematic evaluation.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d a full-chain framework covering “source, process, end, and system”, emphasizing the synergistic regulation of social and natural water cycles. Th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plateau lakes in Yunnan demonstrates that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a healthy water circulation system lies not only i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but also, more critically, in activating the systemic reconstruction of “human-water harmon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understanding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watershed governance in other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Keywordshealthy water cycle; plateau lake; watershed governance; integrated coordin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ec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Yunnan
本文引用格式:
胡春宏,馬巍,趙紹熙,等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健康水循環體系構建模式研究[J].中國水利,2026(12):1-8.封面供圖唐濤
責編董林玥
校對劉磊寧
審核馬穎卓
監制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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